第二章 深入时间形象的具体形态当中

一、未来

时间的形态，显现为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前述之连续性，正是这三者被组织和协调的方式。正如情致在伦理时间当中所起的作用，时间的各个具体形态（显然更直接地）揭示出时间形象的具体环节。我们不按照传统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分析顺序进行计时时间环节的考察，而断然从未来开始，因为正是在未来这一维度当中，计时时间获得了我们已经熟悉的整个连续的形象。

“未来的被憧憬，憧憬的被预言”

在计时时间中，未来是那个我们无法了解、可以预言的那一部分。奥古斯特·孔德在他的《论实证精神》中将实证哲学的根本目的界定为发现现象的不变规律，而发现规律是为了实现理性的预见。正如《实践哲学教程》里著名的那句格言：“知道是为了预见，以便能够行动”。我们在那个对其背负义务的、计时的时间当中观察过去、总结规律、做出预言；在无数“曾经的未来”当中某些预言被兑现、某些预言被抛弃。那些被反复验证、筛选沉淀下来的预言，则凝结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必然性。

依据此种必然性，具体的、可预知的时间充满了整个未来，而时间的可预知性向我们宣告：来自于被验证预言的必然性，不会在任何一个未来中被改变。时间始终会如其所是地流逝，不论在这时间当中你是否死去。在形式单义性的视域下，时间是冷漠的——它绝不会被个体的死亡所惊扰。这种始终如一的时间是没有尽头的，是由个人向共在所背负的义务所维护的，无终的时间。我们在预言中所取得的必然性，正是维护时间在未来维度上单义性不致崩塌所必须采取的方式，也即我们对于计时时间所背负的具体义务。

然而，看似悖谬的是：恰恰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无终的时间，我们才得以从中借取片段，挪用作我们自身的有终时间；时间只有在其未来的形态当中作为“有终的时间”到时，才能被把握为对时间的整体知识。正是通过这一有终性，我们得以像工具一般使用时间，我们对于共在时间的这一借用，构成了我们对于时间所欠下的债务。本质上，这笔债务源于我们在计时时间中，未能承担起自己在伦理时间中本应背负的绝对责任。

正如容器的边缘赋予了水形状，我们自己的死亡（终结）赋予了时间形状。只有在 “我终将不再存在”这一确知当中，无限流淌的时间才被迫回卷，形成一个封闭的、可被把握的整体。关于时间的这个有终性，海德格尔的论述已臻详尽：有终的时间绽露为“向终结存在”、此在的生存绽露为“向死存在”。正是在这一向死存在当中，此在得到了自己的规定性。然而，我们必须做出关键修正：对于这个“死”，此在不是像对待自己本己的死亡那样对待它的。相反，他是从他人的死亡当中习得并确立了自己作为计时时间之终止的死亡。海德格尔的向死存在是在计时时间当中对于自由之死的拟像（戏仿），它不是通过削弱伦理当中死亡的强力，而是通过社会化的“向死存在”接替了时间在伦理当中的本真开展。

时间的向终结存在，在此在的意义上是“向死存在”，而在传统的基督教语境中被界定为“罪责”。德语词 Schuld 兼具“罪责”与“债务”双重意蕴，这暗示着我们在自身死亡的同时，必须将那从共在时间中挪用的部分偿还给共在的时间。这既是我们对于计时时间的亏欠，也是我们对于伦理时间的责任。时间伦理学当中“我的决断开展了时间”这一原初事实，在时间形象学当中的投射或者戏仿就是“世界之罪责在我”；决断意味着我主动承担着世界的责任，而在戏仿的时间当中，此在仅仅因为存活在时间中，就已经对世界、对共在的时间有所亏欠。当此在依然驻留于时间之中，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偿还这笔债务（因为此在的时间必须在其终结中到时）；因此，此在被迫把偿还的希望寄托于计时时间中的下一刻。未来本质上是一个容器——它存放着那若不延期、便无法承担的本体论罪责；我们之所以需要未来，就是因为我们在时间当中欠债。

有终时间和无终时间在此在身上的内在矛盾，在未来中以“我死后时间的不可预言性”表现出来。我们做出预言、将必然性完整地赋予整个形式单义的时间，其目的是通过必然性把未来本来所具有的、无法摆脱的“不可知性”消解为“尚未知晓性”，似乎只要我们验证的预言足够多、认识地足够精细，未来便可成为完全透明的客体。进行这种消解劳动的深层动因在于“不可预知的时间”对于戏仿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不可预知的时间当中，始终存在着将伦理的时间暴露出来的风险。“非悲剧性自杀”（即一种主权性的死亡决断）的可能性只能存在于不可预知的时间当中。

如果一切未来都能符合对未来的预言，那么时间的实证主义就确确实实地取得了胜利。然而，时间在未来当中的向终结存在，作为我们得以把握整个时间的基础，本身却是不可预言的。这种不可预言性在于一个顽固的事实：人不只是社会契约的普遍承受者，更是那个单独的、生活于计时时间中的个体。终结之后的时间被必然性（作为形式单义性在时间形态当中的具体体现）预言为继续流淌的河流，这个时间对于单独的“我”而言却失去了意义。他人的时间仍在流淌，对于“我”而言却是绝对的未知——这个未知是对未来的预言彻底失效的地方。我单纯地无法验证我死后的时间，它超出了我所能把握的时间整体；然而出于赖以生存的必然性，我被迫相信这部分时间的存在——尽管在这部分时间当中，我的债务已不复存在，对我而言时间也已经灰飞烟灭。

这个不可预言性最终清算就是时间的弥赛亚。我们虽然期待着弥赛亚式的降临，期待着在清算当中能彻底清偿自身的债务，然而我们却无法思考它；因为在弥赛亚当中蕴含着形式单义性的彻底溃败，意味着对时间伦理之戏仿的终点与极限。于是，我们被迫承认弥赛亚在形式单义性中的不可处理性，也就是承认我们的债务在时间当中的无休止性。面对那被期待的、注定降临的弥赛亚，我们唯一能采取的策略就是延期。弥赛亚或者死亡不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而只能是在“终有一刻”当中降临的；在延期产生的未来当中，每一个延期都产生新的未来，而每一个未来又必须被再次延期。弥赛亚蕴含着戏仿在此处失效、却也恰恰因之才得以生效的本质：计时时间是对伦理时间的戏仿，而不是伦理时间本身。在戏仿当中处理弥赛亚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产生了延期的结构，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谈及的无限——不是作为时间的必然结果，而是作为一个生存论事实。之所以会存在无限并非因为“时间只能像这样结构起来”，而是我们为了逃避清算，刻意以这种方式将时间构建起来、从而获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安全的时间形象。

我们的生活被永久地流放于“尚未”当中。然而，时时刻刻处于对弥赛亚的焦虑之中，是生活所不可承受的。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对延期的延期，这正是海德格尔笔下共在作为“沉沦”的存在方式：我们不再通过延期来试图偿还债务，甚至不再认为债务是可以处理的。在延期的延期当中，原本被推向未来并且维持着时间的债务，回落并滞留在了现在。未来被封闭了，不再是逃避债务的通道；死亡不再是需要不断推迟的、暗示着伦理意味的弥赛亚，而沦为一个既定的、不再被讨论的背景。

二、现在

“现在的被认识，认识的被呈现”

在计时时间中，现在是我们定位自己、掌控行动的那一部分。区别于具有广延的过去和未来，“现在”总是以瞬间的方式呈现。由于其瞬间性，现在必须肩负起将过去与未来贯通的职能，并因此获得了某种“活生生的综合”的意味。康德把现实性的图式界定为“在某个时间中确定的实存”，实际上是把现在确立为判断事物是否真实的唯一标准。可以说，整个康德先验哲学的发生场域，正是这个作为“现在”存在的唯一瞬间。

在计时时间当中，现在不仅仅体现为瞬间，还是我们把握计时瞬间唯一可能的方式。如果把瞬间从“活的当下”中剥离，我们得到的只能芝诺式的、作为悖论存在的切片。作为我们始终将自己定位其中的场所，现在当中时时刻刻发生着全部的先验综合，并因此囊括了人知性运作的全部内容。现在所存在的全部依据，就是人在时间当中体验事物的全部依据。

我们在计时时间当中看不见时间的刻度，只能看见现象的更替。为了把一个现象固定在现在当中，就必须通过它与前一个现象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按照德勒兹的分析，这个因果性的起源乃是习惯（第一时间缩合）。显然，在因果性的瞬间当中，计时时间是温和的，我们在其中所具有的自由仅仅是选择时间内行动的自由，而非与时间的维系有关的本真自由。这构成了完整的戏仿结构：

（ⅰ）计时时间当中的“现在”，是作为对伦理时间中决断瞬间的戏仿而存在的；

（ⅱ）计时时间当中 “选择的自由”，是作为对伦理时间当中绝对自由的戏仿而存在的；

（ⅲ）计时时间当中的因果关系，是作为对“时间因我开展”这一原初因果的戏仿而存在的。

在时间伦理学中，我们曾为了寻找决断的条件向最纯粹的自由求索。然而，伦理中作为纯粹规定的自由，在计时时间当中并未被体会、也不允许被体会为含有强力的自由。对于戏仿的自由而言，其意涵发生了根本性嬗变：我们追求的是行动的自主性，是不受限制；在更加具有批判性的视角下，是设立选项的权利、是获取教育与资源、是不被剥夺进行选择的潜在能力——即站上选择平台的资格。我们渴望摆脱地域、人际、金钱与认识的限制，最终却总是绊倒在实际计时生活中的某个沟壑当中，连在自己的可能范围里追求自由都难以做到。在计时时间当中，时间即金钱，时间就是阻碍我们通向哪怕是戏仿自由的壁垒，是我们所背负的沉重债务。恰恰是我们置身其中的、那个包含着因果的“现在”，规定着我们朝向自由道路的不可能性：在与戏仿因果的周旋当中，企图理解伦理的纯粹自由，无异于痴人说梦。当我们把自身交还给因果的之际，我们对计时时间当中的现在迟到了。每当我们在此时此刻的因果当中意识到所谓“掌控的现在”，作为原因的那个时刻早已滑入过去；我们在戏仿的自由意志当中试图抓住现在，但在因果的流变中我们永远是刚才，这就是现在的贫困。

现在是我们得以理解世界的唯一工具，也是将我们囚禁其中的牢笼。在给定因果关系的内部，我们寄托于戏仿自由吝啬的施舍：在超市中选择喝咖啡还是喝茶——虽然不改变时间的本质，却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身处自由当中的幻觉。对于现实的迟到本身已不再值得我们追赶，于是，我们在迟到的节律当中对迟到本身迟到。计时时间中的每一个具体行动，相对于原本的现在，皆是迟到的行动。我们习惯于在迟到当中完成我们所要完成的一切。追问当下的意识是否是真正自由意志，对于计时时间而言是一个徒增烦扰的虚假问题。与在时间伦理学当中所讨论的相同：无论是否作为戏仿，自由意志有且只有一种，就是我们所体验着的那一种。

三、过去

“过去的被知道，知道的被叙述”

在计时时间中，过去是我们无法改变、可以叙述的那一部分。作为唯一一个我们不再能对其有所作为的维度，对于过去我们所体验的不再是期待和自由，而是对象化的回忆与分析。“以史为鉴”构成了面向过去的一般姿态，我们试图利用过去的经验，对现在的决策和未来的预期产生影响。基于对未来与现在的剖析，过去的本质昭然若揭：它是无数个落空的未来与失败的现在之积压。在过去的沉淀物当中，时间不在流逝、不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成为了计时时间中知识唯一的合法领地。不是我们在过去中将时间对象化，而是过去本身就是被对象化的时间。

在德勒兹和柏格森那里，过去是极其丰饶的直接存在、是现在得以存在的条件和整个圆锥的底面；在萨特那里，过去是死去的自由和坚硬的自在；在本雅明那里过去是废墟；在列维纳斯那里则是不可追忆的痕迹。然而，传统哲学大多致力于解释“过去是怎样对现在产生影响的” 以及“意义的回溯性生成”。在时间形象学看来，这皆未触及关于过去的核心问题：未来在无望的期待当中通过对延期的延期将伦理的债务抛给了现在；现在在自由的幻觉当中通过对迟到的迟到将未遂的行动对象化为过去；如果过去曾经所是的现在和未来（列维纳斯会反对这一点，因为他的哲学当中对于计时和伦理的区分是不明显的）都溃败于无限，我们要怎样面对那作为“失败总和”的过去？

柏拉图曾言，一切知识都是回忆；无论灵魂是否不朽，正是通过对过去的回忆我们搭建起有关世界的一切知识体系。由于过去乃是现在和未来的积压，在所有的知识当中必然地包含着我们对共在时间的债务，包含着戏仿当中被指涉为无限的伦理。在时间的对象化中，潜在的无限被编织进知识的每一个角落，固化为我们所熟悉的、所赖以预言的必然性。通过对过去时间的习得，我们将未解的伦理理解为生存的必然结构，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过去即合理”。从本质上讲，整个过去，即整个时间的对象化，就是对时间伦理的遗忘，其方式恰恰是将戏仿的极限与终点知识化。通过对过去知识的学习，戏仿渗透进现在的行动与未来的期盼当中，因此，一切知识都是遗忘。

无限性不是时间形象学的问题，而是时间本身的问题。未来通过对延期的延期将伦理的债务抛给了现在；现在通过对迟到的迟到将未遂的行动抛给了过去，而在逐渐落满尘埃的过去当中，戏仿本身作为已被消化之物，再无可能将知识中所含的无限抛到任何他处。在过去当中，戏仿是已经死去的戏仿，是不再被无限灼伤的戏仿。如果我们在无限性中安顿下来、在既有的知识结构当中安顿下来，我们作为戏仿的生活将毫无疑问地、安全地进行下去。此时，无限就永远不会是“恶的无限”，而是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空时间形式。然而，在计时时间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甚至那作为遗忘的戏仿本身，连同那些关于伦理的禁忌一起，都被逐渐遗忘了。人在历史的灰烬当中、在那个唯名论的序列当中，再次捡起那份已经过期的债务，开始了对伦理的第一次追寻。对遗忘的遗忘，是一种本不应该的回忆，是试图寻找知识之外的知识，这就是一切关于时间的哲学的开端；遗忘是生存的本能，而对遗忘的遗忘则是哲学的本能。仅仅在关于时间的哲学当中，无限性才第一次作为“恶的无限”显现出来，“恶的无限”不是戏仿这一结构本身的过错，而是人在戏仿当中试图寻找真理的过错。这是一次注定失败的哲学尝试，而对于任何试图探寻时间真理的哲学而言，唯一不能失败的，就是失败本身。在哲学当中，我们第一次踏进那条我们早已身处其中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