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形而上学的困境

在我们的时代，形而上学的困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思想家、而是整整一代思想家，在自希腊建立起来就日渐衰微的废墟中苦苦挣扎。对于在试图突破形而上学困境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思想成果，我们拥有的总结和梳理已经足够丰富详实了，所以这个章节的目的并非试图提出一个更加新颖的脉络或者得出一个更加完备的结论。

诸多理论中某种隐秘的同构性是我们往往忽视的——大体来看，我们在尼采和克尔凯郭尔这样先知式人物的带领下，求助于诸如人类学、语言学乃至心理学等他异性元素，竭力地试图引入一种不需要形而上学证明的伟大力量，从而根本地解决自指矛盾、给形而上学一个稳固的地基。当然，具体的理论中，“稳固的地基”很有可能不会如字面一般朴实地表达出来，甚至通过刻意的自我反对来掩盖其奠基作用。这种地基常常被揭露为体系本身的无底——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缝所引起的永恒活动。关键并不在于这地基具体而言是什么，而是在于这地基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以及想要发挥这样的作用所必然具有的相似形式。想要弄清对于形而上学的修补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形而上学的困境到底意味着什么。

归根结底而言，形而上学的破产在于其天生的必然性、合法性的消失。这一过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有迹可循、逐步进展的历史事件。同其他所有历史事件一样，形而上学的破产也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本质上是西方思想传统的必然结果。将形而上学的破产界定为西方思想传统所导致的历史性事件，可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误解——这一做法并不是要将形而上学的困境限制在西方的范围内、或者要将形而上学的困境归因于西方传统、从而引导我们到东方的他异性文化中寻求解药——恰恰相反，这里的“西方”一词并非某种二元划分的价值标签，而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历史/地理索引，指代那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场域。

这个语义的辨析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决定着意识到形而上学困境的关键。本质上，“西方”是地理或精神层面上具有亲缘关系的一群人对自己所属文化做出的分划，而我作为在“西方人”的分划中被排挤在西方之外的、具有他异性的东方人，看待这一分划的视角与西方人的视角有着本质的不同。令我惊异却又深知其必然的是，似乎鲜有人——无论来自西方抑或东方——真正从根源上阐明这种差异：在“东方”的视角看来，这种划分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要将文化加以划分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是西方的，是受到特定文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在于，西方凭借其近代物质文明的压倒性优势确立了权威，进而顺理成章地在思想的领域攫取了立法权，使得人们在思考的时候不得不采用“西方”的方式，而对于东西方的划分就是这种思考方式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果。当然，在这个划分的基础上也发生着思想的演变。曾经，“西方”就意味着理性、文明和发达；而在西方思想意识到自己逐渐深陷困境以后，东方的异域文化便被认为具有某种可以将其加以解救的魔力。然而，诸如此类的讨论无论如何都是在将划分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之下进行的。本身来自东方的思想家似乎也落入了某种陷阱：在他们接受了现代社会的西方教育体系、获得了西方思想世界中的发言权后，将自己变成了一种功能性的“他者”，一种用于修补西方漏洞的形而上学耗材。实际上这样的分划唯有透过西方的透镜才可见——在西方思想的领地之外，分划本身并不具有它在形而上学内部所表现出的魔力。

现在看来，东西方的分划与其说是地域和文化的分划（虽然起源于此）、不如说是单纯的、同质和异己的分划，填充这二元结构的具体内容虽然随着语境流变，其结构性功能却恒常如一。难道身处体系内部的西方思想家们，竟能对这一划分本身及其结构性作用视而不见？事实上，人们始终注意到这点，甚至常常将其挪用作思想的源泉。然而，这样的视域始终是被分划本身所圈定的内部凝视，其悖论在于唯有预设了分划，分划本身才变得可见。思想家们借以言说的语言场域，本就以此分划为基底，在其中分划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被揭露。至于“东方人”所感知的划界，则呈现出一种双重性：一侧是透过西方透镜所见的、已被充分讨论的显性疆界；另一侧则是作为身处西方视域内部的东方人所切身体会到的，作为缺席而存在的划界。

在西方的土壤当中发源、壮大并衰朽的形而上学，自然也内化了分划的逻辑。形而上学的溃败不仅意味着狭义形而上学的失败，它还表现为历史进程当中，理性自明性的漫长溃烂、批判之批判的无能为力以及合法性逐渐的暧昧不清。随着对必然性体系的伟大构建悉数失败，形而上学转而沉迷于批判；它企图借由“批判之批判”发掘真正可靠的地基，却反倒瓦解了批判本身的正当性。面临这样的危机，那些旨在挽救形而上学的努力往往都诉诸某种他异性的力量：精神分析试图在心理拓扑的划分中借助他者和死亡的驱力，或者干脆将体系的裂缝视作运作的动力；语言学分析在非哲学当中寻找游戏与规则的力量；谱系学则借助于历史的事实性权威；现象学或是依赖于原始哲学、或是求助于语音和书写的划分；人类学亦被援引为可以依赖的非哲学力量之一……

这些尝试的共性昭然若揭。它们都意识到，在形而上学之内（站在承认划分的视角上）重建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才转而乞灵于某种他异性力量。在这些尝试中，非哲学的他异性力量不断托身于各种具体形态，并借此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正如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中揭示的：货币的魔力并非源自金属本身，而是源自其位置。同理，他异性元素的力量并非源自其自身，而是源自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哲学与非哲学）的结构性划界。看似存在于他异性元素中的力量并没有拯救形而上学、也未能使得形而上学变成一架得以继续运作的机器，而仅仅通过将矛盾放逐到非形而上学的暧昧领域，为自身换取了一种折衷的、缩水的必然性。究其根本而言，从未有过被成功保存的形而上学，无论以何种方式运作，带来虚假力量的划分都只不过是形而上学内部的一种自我调适手段，其本身从未摆脱形而上学的范畴。形而上学内部永远都存在着批判、批判之批判的无限递归，被批判之无能缠绕的形而上学，永远不可能在自身的废墟当中重获它所渴望的、纯洁的必然性。

关心形而上学的当代哲学家还希望通过研究主体间性建立起诸如交往理性这样的关系，就好似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在孤岛之间建立桥梁，这样的尝试注定徒劳；因为那片将岛屿隔绝开来的汪洋，本就是由形而上学内部的自闭逻辑所注满的。真正说来，“汪洋上漂浮着一个个孤岛”是只有从形而上学内部才能看到的景象，试图架桥连接孤岛，除了得到一副扭曲的形而上学海市蜃楼之外，将一无所获。

形而上学或求助于异己的划分，或企图抹平这一划分，从根本上讲都是陷入了自闭。这种自闭源于形而上学对自己必然性的范畴的作茧自缚，宛如一座单向的镜厅：外部视线可以穿过墙壁，但身处内部者，所见唯有自身的无限映像。在自闭当中，形而上学不断做出跨越边界的徒劳尝试，却从未意识到：自闭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存在的本体论前提。形而上学所做的划分旨在保存理性的必然性，然而在历史进程中，这划分所圈定的领地已逐渐坍缩至虚无的边缘——形而上学已丧失了锚定其必然性疆域的能力。按照形而上学的固有思路，既然已经看清了形而上学深陷其中的困境，接下来的目标应当是寻找一种能够将自闭与带来自闭的划分一同消解的方法。悖论在于，突破自闭是不可能的：在将自闭对象化为一种需要突破的困境之际，我们已经默认了形而上学的划分。形而上学的症结并非在于其力量的衰退，而在于其结构性的贪婪——作为发达西方文明所孕育的思想形式，它试图将自己所信仰的必然性加诸万物，却没有意识到必然性本身乃是一种价值选择。以合理性为支撑的质疑与批判是形而上学最锋利的武器，倚仗这柄利刃，形而上学在思想辽阔的疆域里建立起隐秘的霸权，以一种同质化的暴力，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西方”的统一。

在形而上学乞灵的诸种他异性力量中，人类学占据着独特的位格。虽然被形而上学征用为一种外部力量时，其魔力来自于划分，但是作为它研究的核心手段，田野调查忠实地记录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不同思想形态，这样的记录在无意间封存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事实——那些未被分划逻辑所殖民的生存样态。与那些被理论化的他异性不同，人类学提供的是一种顽固的事实性，其旨趣不在于（也不可能）将形而上学从自闭中解放出来。形而上学的自闭仅仅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与之不同的生存样态既无意解决、也无从识别这一问题，却恰恰因此揭露了一个事实：该问题仅仅在形而上学的视域内存在。这一揭露迫使我们意识到：一旦拒绝了形而上学的结构性贪婪，或者说拒绝了形而上学所暗含的价值预设，那么形而上学的自闭——连同形而上学本身——就会因为失去支撑而土崩瓦解。

或许，唯有那些经受了西方学术规训、却未曾磨灭其非西方身份事实性的思想家，才有可能将人类学所封存的异己之见，教授给深陷形而上学视域的人们。柄谷行人在《探究》当中提出了一系列在形而上学内部不可读的概念（如“专名”等），其中的“教与学”至关重要。正如柄谷行人在书中所表述的，教与学是一种绝对的非对称的关系——一种被西方均质化逻辑所排除、在民主制度之下难以想象的关系。在未能察觉到“教与学”立场的情况下，形而上学始终僭居着“教”的位置。正如形而上的划分连同它造成的自闭对于非西方的思想是毫无意义的，“教与学”的非对称性在形而上学中亦只能作为缺席而存在。在形而上学的视域中，这种残酷的非对称性被一种均一而空泛的虚假平等彻底遮蔽了。

形而上学始终固守于“教”的立场，即不自知地以一种预设的价值体系，去衡量所有可衡量之物。在这一视域中，一切皆关乎合理性、自洽性、合目的性与合逻辑性。无论借助何种新颖的修辞，形而上学总是试图在一连串的批判、颠倒与质问中自我确证：事物遵循着某种值得被奉为“必然性”的规则——无论该规则本身显得何其抽象或荒谬。在形而上学的视域中，连“无规则性”本身，亦被收编为一种隐秘的合规则性。形而上学对自身遵循的运作机制视而不见，却偏执地创造着更新、更好的规则，进而将规则强加于万物，并教授世人对规则的顺从。

我们指出形而上学在“教与学”范畴中的缺席，并非意在批评形而上学，甚至无意赋予教与学的范畴任何道德优越性，因为“自我批判”仅仅是形而上学得以运转的内部动力而已。我们所希望的仅仅是指明：形而上学所陷入的自闭，与它所固守的行为模式之间具有深刻的同构性。逻辑至此已然明晰——如果形而上学真正采取了“学”的立场，其自闭自然也就自行瓦解了。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形而上学只要意识到非对称的立场、并且采取“学”的行动方式，就能走出它始终无法摆脱的困境、解决其内部固有的问题，从而获得救赎呢？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没有丝毫余地。问题在于，一旦采取“学”的立场，形而上学在瓦解自闭的同时，本身就不复存在了。可以说，“学”的立场使得它不再是原本的形而上学，而嬗变为某种崭新的思想，在其中，再也不能通过划分“形而上学”和“非形而上学”来维系其必然性。这种对形而上学的颠覆是根本的。它绝非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次修补，仿佛接受了这样的妥协，形而上学就可以在崭新的条件下继续运行，乃至重获新生。恰恰相反，“教与学”的立场揭示出自闭是形而上学存在的必然条件，走出自闭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停止将自己划分为自闭的主体。这一行动代价，就是抛弃建立在自闭之上的形而上学，转而在崭新的地基上营造——而非重建——一种全新的思想。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建立一门新的思想” 绝非意味着建立一门与形而上学并列的平行思想。在传统西方视域中，思想与体系之间具有并列性，各种思想体系好比货架上整齐排列的商品，尽管理论家们竭力强调其间的联系，但归根结底，它们是被严格的界限所划分开来的。体系的界限只有从内部看才存在，在划分完成的那一刻，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就不再可能了。而在一种拒绝将划分视为必然的视角下，体系之间的“关联”并非如同桥梁那样被人工搭建，而是一种在前理论的共同基质上——人类的生存与社会性实存上——选择不同出发点的可能性（将此实存确立为某种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地基或者诠释学意义上的“传统”会使我们重蹈覆辙，因此所要关心的绝非其具体内容或作用）。相较于货架上的商品，思想之间更像是并行且交织的路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延展、纠缠，其联系无须被刻意界定或建立，因为在其间强行区分本就毫无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建立一门新的思想和继承形而上学的成果并不矛盾，就显而易见了。

广而言之，哲学是人们投入精力、深入思考建立起的知识体系。哲学与其他诸多自然学科乃至人文学科的差别在于，它缺乏一种通用的价值评价标准，并且由于其本身就包含着对于价值的元讨论，对哲学体系的价值评价存在极大的可变性和多样性。任何哲学活动都是一种估值，也就是对于某种思想的认可，而在具体的哲学研究当中，价值往往沉淀为规则，也就是哲学的具体运作方式。无论哲学的具体形态如何，它都是在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根据前人的研究并按既定规则进行批判、引用与衍生的产物。诚如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比作是“游戏”，诸种哲学也可以视为是规则各异的“游戏”，而且这些规则充满了偶然性。

我们所特别感兴趣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将必然性、合理性与自洽性奉为圭臬的特定“游戏”。然而，如同已经论述的，为了保证其估值的唯一性，形而上学必须隐藏其对特定哲学规则的接受本身。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游戏，究竟隐藏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它所竭力遮蔽的正是它本身仅仅是诸种哲学中的一种这一事实。违背直觉的是，形而上学并非通过刻意避免讨论其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隐藏这一事实，而是通过过度的自我指涉的方式——即不断地讨论必然性本身、不断地试图划定必然性的范围，乃至不断地质疑自己。在这一发问链条中，问题的出发点得以短暂地脱身，当一个问题在质问前一个问题的必然性时，它自身作为质问者的必然性便获得了临时的豁免权。借由这种过多的讨论、过剩的反思，形而上学成功模糊了其出发点，以及其作为“哲学游戏”的本性。

我们所关切的并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对其“作为哲学”这一事实的隐瞒，亦非对其所遵循规则的遮蔽，而是那潜藏于规则背后、并决定着这些规则的价值本身。在形而上学的语境当中，只有承认规则，也就是承认规则背后的价值评估标准，才有发生“交流”的可能性。因此，这种交流注定是预先符合形而上学价值法度的。然而，“符合”本身即是一种估值，这一点在形而上学的内部视域中是不可见的。当我们使用“合理的”语言——即形而上学唯一认可的语言——进行交流时，不过是同义反复地确认那套臃肿不堪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形而上学家唯一可以接受自己被其“说服”的方式。究其本质，一切对于规则的接受都是确立价值评判标准，一切体系都是价值体系。形而上学的专政在于：对它而言，合法或者合理的价值体系只有一种，就是它所认可的那一种。

至此，形而上学的处境及其成因已经昭然若揭。我们已充分认识到：试图在形而上学固有的规则内部对其加以修补，是绝无可能的。然而，作为西方哲学思想中历史最悠久、底蕴最深厚、成果最丰硕的传统之一，形而上学的宝贵遗产不容被我们轻率地抛弃。囿于形而上学规则的哲学家，其研究虽注定困在形而上学和它的自闭当中，但其思想成果的事实性价值却不会因此泯灭。一方面，我们要恪守已揭示出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要尽其所能地将形而上学的价值从其自身的囚笼中解救出来。这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但我们对其达成的路径并非毫无头绪——实施这种哲学“捕捞”的唯一方式，正是我们曾提及的：采取“学”的立场。

对于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系统规训的读者而言，‘教与学’的深层内涵或许显得难以把握。西方传统强调质疑、尊奉“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导师的权威始终被置于公共认可的价值之下。而在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中，“道”并非可以被立即质疑的对象，而是先于批判、应当遵循的指引。与西方教育强调质疑不同，此处的“学”首先意味着一种结构性的谦抑：它要求我们投入精力，暂时抑制套用既有体系进行批判质疑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往往将异质的思想迅速代谢为形而上学——进而从不同的出发点建立起崭新的思想。

如果站在教的立场上意味着将自己所认可的价值赋予事物，站在学的立场上就意味着学习崭新的估值方式。对于我们所关切的形而上学而言，这就意味着将必然性、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一切形而上学所代表的价值标准暂且束之高阁（前提是我们已经洞察到：必然性与合法性本身即是估值的结果）。唯有在这一悬置中，我们才得以进入另一种知识模式。同时，质询新体系的基础是否合法、是否符合逻辑是毫无意义的。若还抱有“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以外的、自洽的封闭体系，我们要努力走出形而上学与其他体系交流”这样的想法，就依然没有改变其思想的出发点、也就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这种视角依然是以分划的、自闭的目光审视异质的思想。归根结底，这类思想形态与虚构的“交流”，不过是形而上学自闭的自恋式投射而已。

当然，我们即将营建的崭新思想，绝非与形而上学割席断交。甚至不妨断言：二者在内容上的分野，仅仅源于一种微妙的、价值判断上的位移。既然这一哲学思考旨在承接形而上学的厚重遗产，其质料又与形而上学有着无法割裂的亲缘性，且其方法论绝非修补或重建、而是在全新的地基上从头营造，所能赋予这支哲学思想最合适的名字，恐怕就是形而上学的再临。在此，我们所进行的仅是某种概括性的、道路性的廓清，其旨趣在于为新思想的建立提供方向性指引——因为归根结底，一门思想的建立本质上是一种实践。